“汤液经法图”亦被称为“五味补泻体用图”，它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方法学体系，结合了中医的脏腑虚实辨证论治和中药五味的配伍性效表达，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尽管它与气血津液辨证和君臣佐使配伍有所不同，但同样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。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中记载，自汉晋以来，众多杰出医家，如张机、卫汜、华元化、吴普、皇甫玄晏、支法师、葛稚川、范将军等，皆深受《汤液经法》的启发，致力于救治病患，造福苍生。因此，张仲景所著的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经方配伍，无疑应遵循“汤液经法图”的严谨组方原则。本文将围绕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10首代表性方剂，包括桂枝汤、葛根汤、三黄泻心汤、栀子豉汤、理中丸、干姜人参半夏丸、麻杏石甘汤、大承气汤、猪苓汤和肾气丸，深入剖析其配伍原理，以五味补泻理论为指导，揭示这些经典方剂的内在逻辑与奥妙。桂枝汤的五味补泻配伍原理分析
桂枝汤，这一治疗太阳病的经典方剂，由桂枝、芍药、炙甘草、生姜和大枣精心组成。它能够解肌发表、调和营卫，对外感风寒表虚证显现出的头痛发热、汗出恶风等症状具有显著疗效。
从传统的君臣佐使角度剖析，桂枝作为君药，其温经散寒的功效得以凸显；芍药作为臣药，则益阴敛营，与桂枝相辅相成。生姜散寒止呕，大枣益气生津，共同作为佐药发挥作用；而炙甘草则调和诸药，担任佐使之职。
然而，若从五味补泻的原理来深入探讨，太阳中风所表现出的发热、汗出、恶风等症状，与肝主东方之事息息相关。肝德在散，以辛补之，以酸泻之，以甘缓之。因此，在桂枝汤的配伍中，辛味的桂枝和生姜共同补肝、散寒，成为方中的核心成分；而酸味的芍药则泻肝、养血，与桂枝的辛温形成互补。甘草和大枣的甘味则补肝、益气，为佐使之选。通过这样的配伍，桂枝汤不仅实现了补泻兼施的治疗目的，更在解表祛邪的同时，调和了营卫、扶正了机体。实际上，桂枝汤不仅适用于太阳中风，对于许多与风、筋相关的疾病症状，从肝论治同样适用。因此，其临床应用相当广泛。但需注意，在使用桂枝汤治疗外感表证时，酸收药芍药的用量要适中，避免导致全方补泻功能失衡。此外，《辅行诀》中还记载了一款小补肝汤，用于治疗“心中恐疑、时多恶梦、气上冲心、越汗出、头目眩晕”等症状，其组方与桂枝汤颇为相似，包括桂枝、干姜两味辛补药，五味子作为酸泻药，以及山药为甘缓药。这种配伍原理值得深入探究。葛根汤，这一经典方药，专为治疗太阳病中的“项背强几几，无汗而喘”症状而设。其组方包括葛根12g、麻黄9g、桂枝6g、生姜9g、甘草6g、芍药6g以及大枣9g。此汤不仅具有发汗解表的功效，还能升津舒筋。相较于桂枝汤，葛根汤的特色在于增添了麻黄与葛根，从而增强了其解肌散邪与疏散风寒的能力。
从君臣佐使的角度剖析，葛根在此方中担任着解肌散邪的重任，而麻黄则负责疏散风寒，二者共为方中主药。桂枝辛温散寒，芍药生津柔筋，甘草则缓急止痛，它们共同构成了方中的臣药部分。生姜和大枣则通过健脾补气助升发的方式，起到了佐使的作用。
再从五味补泻的原理出发，葛根汤的组方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肝德在散的补泻理念。其中，辛味药物如麻黄、桂枝和生姜，能够补肝；而酸味的芍药则起到泻肝的作用。同时，葛根、大枣和甘草的甘味，能够缓肝，使全方在补泻之间达到平衡。这种辛酸甘的配伍，正是葛根汤能够主治风、筋（痉）相关疾病的关键所在。具体来看，麻黄与桂枝的辛温特性有助于解表散寒，生姜同样具有温中散寒的功效。葛根则擅长解肌发表，其辛甘之味属阳，与其他药物共同用于散寒发表。芍药与葛根相配合，养阴生津，酸甘之味化阴，从而解痉舒筋。甘草和大枣则侧重于补气缓急，为生化之源提供支持。在配比上，补肝的辛味药物无论在数量还是重量上都占据优势，同时辅以大量甘味药物，以缓急舒筋，有效解决项背僵硬的问题。相较于桂枝汤，本方仅增麻黄与葛根，使得补肝缓肝的效果更为显著。三黄泻心汤，这一古老的中药方剂，源自《金匮要略·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并治第十六》，专为治疗吐血衄血而设。其组成简单而精妙，仅包含大黄、黄连和黄芩三味药材。这三味药材的巧妙配伍，不仅清热解毒、泻火通便，更在三焦热盛所致的目赤肿痛、口鼻生疮、咽喉肿痛、牙龈肿痛、心烦口渴、尿黄便秘等症的治疗上显示出显著效果。
从君臣佐使的角度来看，黄连以其苦寒之性清心为君药，大黄和黄芩则分别担任清热泻火和清热解毒的臣药角色。这种配伍使得三焦火邪得以有效清泻。
而从五味补泻的原理出发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一方剂的精髓。心气实者的表现如《辅行诀》所述，包括胸胁支满、心中澹澹然大动、面赤目黄等症状。三黄泻心汤正是针对这一病症特点而设计的泻心之方。其中，黄连和黄芩的苦味主要用于泻心，而大黄则以其咸味补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方并未使用酸味药进行收敛，从而突出了其泻心的特点。这种配伍使得咸补药、苦泻药和酸收药的使用比例达到了1∶2∶0，进一步彰显了其独特的泻心作用。具体而言，黄芩与黄连的苦味成分能够清热凉血、燥湿解毒，而大黄作为咸味药，其功效在于清热凉血和泻下。这三味药材的巧妙搭配，共同发挥了泻火解毒的显著效果。在配比上，虽然泻心的苦味药在数量上多于补心的咸味药，但两者的重量却保持一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中记载的小泻心汤，其组方与三黄泻心汤完全一致，且三味药材的重量均为三两，这进一步印证了泻心苦味药在组方中的主导地位。同时，根据现代文献资料显示，无论是三黄泻心汤的临床应用经验，还是关于三者最佳配比的药学研究结果，都指出黄芩和黄连的用量之和应占比高于大黄。
因此，在应用三黄泻心汤时，我们必须留意药材的用量，确保黄连和黄芩的用量之和超过大黄，从而充分发挥其泻火解毒的疗效。栀子豉汤，这一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经典方剂，以清热除烦为主要功效。其组方包括栀子9克和香豉6克，专为治疗伤寒汗吐下后出现的虚烦不得眠、心中懊侬及胸脘痞闷等症状而设。从药物配伍的角度看，栀子担任君药，负责清泻火热；香豉则为臣药，能够宣热和胃。二者相辅相成，精简而高效地清除胸膈间的郁热。
再从五味补泻的原理出发，我们进一步探讨栀子豉汤的组方精髓。心在五行中属火，其性软而补之以咸，泻之以苦，收之以酸。栀子味苦，恰能泻心火；香豉味酸，有助于收敛心气。尽管条文中未明确提及咸味药的运用，但我们可以推测，在具体的临床应用中，可能根据患者体质和病情的差异，医者会灵活地加入咸味药以增强疗效。然而，就原方而言，其咸补药、苦泻药和酸收药的使用比例实际上为0∶1∶1，这种精妙的配比正是栀子豉汤能够成为清热除烦良方的关键所在。具体来看，栀子作为苦味药，其清热解毒、除烦泻火的功效显著，常用于治疗热证心烦；而豆豉，作为酸味药，亦能解表宣热、除烦宁心。这两者相辅相成，一泻一收，共同助力栀子豉汤达到宁心除烦的效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全方并未使用咸味的补心药，且泻心的苦味药在重量上超过酸收药，从而突出了全方以泻心为主的治疗特点。此外，《辅行诀》中还提及了一款由龙胆草、栀子和戎盐组成的小泻心汤，其中包含两个苦味药和一个咸味药，主要用于治疗“心中卒急痛、胁下支满、不可饮食”的症状，与栀子豉汤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之处。理中丸，这一治疗太阴病的经典方剂，包含干姜、人参、白术和炙甘草四味药材。其核心功效在于温中祛寒、益气健脾，主要针对中焦虚寒证，症状包括脘腹冷痛、喜温喜按、畏寒肢冷、食少纳呆等。从君臣佐使的视角分析，干姜作为君药，以其辛热之性温脾；人参为臣药，主要功能是补气健脾；白术作为佐药，通过苦燥祛湿来协助主药；而炙甘草则起到益气缓急的辅助作用。全方在补泻之间寻求平衡，以温补为主。
进一步运用五味补泻原理来剖析，脾的属性在于“缓”，因此适宜用甘味药物来补益，而辛味药物则用于泻脾。理中丸中，人参和甘草的甘味补脾，干姜的辛味泻脾，再加上白术的苦味燥脾，共同构成了这一补脾名方。其甘补、辛泻和苦燥药材的比例精心调配为2∶1∶1，彰显了中医的精细用药之道。具体而言，当中焦出现虚弱时，适宜采用补益之法来扶助其功能。理中丸正是基于这一原则，运用甘味的人参和甘草来益气健脾、温中散寒。同时，辛味的干姜被用来散寒止泻，而苦味的炒白术则燥湿止泻。这四味药材相互协同，共同达到温补中焦、散寒祛湿的目的。在配比上，补脾的甘味药材在数量和重量上都占据优势，从而确保了全方以补脾为主、补泻并重的治疗特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辅行诀》中记载的小补脾汤，其组方与理中丸如出一辙，只不过其中苦燥药白术的用量相对较低，仅为人参的三分之一。干姜人参半夏丸，这一《金匮要略》中的经典方剂，专为治疗妊娠呕吐而设。其组方精妙，包含干姜、人参和半夏三味药材，分别发挥着散寒止呕、补中调和与燥湿止呕的重要作用。从五味补泻的角度剖析，该方以甘味药材补脾，以辛味药材泻脾，同时避免了使用苦燥药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1∶2∶0的配比关系。这样的组合，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施治，又彰显了方剂的精妙之处。在探讨干姜人参半夏丸的功效时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干姜作为止呕的佼佼者，其温中止呕的效果显著；而半夏，作为燥湿化痰的常用药材，能够祛湿止呕，与干姜相辅相成，减毒并增效。此外，人参的甘味补气功效也不容忽视，因为脾胃气虚往往是呕吐难以治愈的原因，而充足的脾胃气则能让呕吐自然停止。在配比上，该方巧妙地运用了辛味药材来泻脾，其数量和重量都超过了甘味补脾药材，从而确保了全方以泻脾为主的治疗方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辅行诀》中记载的小泻脾汤，其组方结构与干姜人参半夏丸颇为相似，同样采用了两个辛泻药配一个甘补药的形式，且用于治疗“里寒外热、呕吐下利”等症状。麻杏石甘汤，这一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经典方剂，主要用于治疗外感咳嗽。其组方包括麻黄、苦杏仁、甘草和石膏，各司其职，共同发挥辛凉宣肺、清热平喘的功效。当邪热壅肺时，患者常表现出身热不解、咳逆气急、口渴等症状，而该汤剂正是针对这些症状的良方。
从君臣佐使的角度来看，麻黄与石膏协同作用，解表平喘并清热透邪，是方中的主药。苦杏仁则降肺平喘，作为辅药。炙甘草则益气护胃，调和诸药，担任佐使角色。四药合用，既解表又清里，止咳平喘效果显著。
而从五味补泻的原理出发，肺脏的收敛功能需以酸味药物来补益，以咸味药物来宣泄。麻杏石甘汤中，苦杏仁与甘草的苦甘之味可转化为咸味，从而泻肺。石膏味酸，能补肺气。而麻黄则味辛，能散肺气。整个方剂中，酸补、咸泻与辛散药物的使用比例恰为1∶2∶1，充分体现了五味补泻的精髓。在功效上，麻黄能够宣肺解表并止咳，苦杏仁则能降气止咳、平喘。石膏擅长清肺泻火，而生甘草则清热益气。这四味药物共同作用，可以达到清肺降气、止咳平喘的效果。从配比上看，虽然泻肺的咸味药物是由苦甘化合而成，在药味数量上占据优势，但其重量却低于酸补药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中记载的小泻肺汤，其组成包括葶苈子、大黄和枳实，体现了咸泻药与酸补药2∶1的配伍形式，这与麻杏石甘汤的组方用药截然不同。大承气汤，这一治疗阳明腑实证和里实热证的经典方剂，由大黄、厚朴、枳实和芒硝四味药物精心组成。其中，大黄作为君药，主要负责泻热通便；芒硝则为臣药，发挥润燥软坚的效用；而厚朴与枳实则作为佐药，共同行气除满。这四药合用，能够峻下热结，有效缓解大便秘结、脘腹痞满、腹痛拒按、口干舌燥以及舌苔黄燥起刺等症状。
若从五味补泻的原理来深入剖析，大承气汤在治疗“腹满而喘”、“燥屎不下”等症时，展现出了其独特的泻肺功效。具体而言，大黄、厚朴和芒硝的咸味药物能够泻肺，而枳实的酸味药物则能补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药物配比上，酸补药、咸泻药和辛散药的比例达到了1∶3∶0，这一精妙的配伍设计，正是大承气汤能够发挥出色疗效的关键所在。在功效上，大黄、芒硝和厚朴共同协作，大黄清热泻下，芒硝软坚泻下，而厚朴则行气泻下。这三药合用，能够有效地荡涤胃肠中的热结积聚。枳实作为酸温药物，其功能是理气祛痰除胀满，从而增强了硝、黄、朴的泻下效果。
从配比角度看，大承气汤中泻肺（即大肠）的咸味药物在数量和重量上都超过了补肺（即大肠）的酸味药物。这一点与《辅行诀》中记载的大泻肺汤有所不同，大泻肺汤包含葶苈子、大黄、芍药、甘草、黄芩和干姜，其功能是治疗“胸中有痰涎、大小便闭”，体现了泻肺同时泻肾的组方模式。猪苓汤的五味补泻配伍原理探析
猪苓汤，这一祛湿的经典方剂，由猪苓、茯苓、泽泻、阿胶和滑石五味药物组成，各占10克。它能够利水养阴并清热，是治疗水热互结证的有效药物，症状包括小便不利、口渴以及心烦等。
从君臣佐使的配伍角度看，猪苓被视为君药，因其甘淡之性利于水湿的排出。茯苓和泽泻则分别作为臣药，前者健脾利水，后者祛湿清热。滑石与阿胶则分别担任佐使角色，滑石甘寒利水，而阿胶则滋阴润燥。这五药合用，以利水渗湿为主要功能，同时辅以清热养阴。
进一步从五味补泻的原理来分析，猪苓汤体现了肾的补泻之道。肾德在于坚，宜以苦味补之，甘味泻之，咸味润之。尽管猪苓汤在治疗小便不利和口渴方面表现出色，但并未直接使用苦味的补肾药物。其中，猪苓、茯苓、滑石和阿胶均味甘，能泻肾火；而泽泻则味咸，可润肾燥。因此，该方中苦补、甘泻和咸润的使用比例达到了0∶4∶1的巧妙配比。在探讨猪苓汤的功效时，我们注意到其中猪苓和茯苓作为甘淡利水药的代表，与滑石和泽泻的甘咸搭配共同作用，不仅有助于利水，还能清热。而阿胶的加入，以其甘平之性，不仅补血润燥，更增强了养阴的效果。从配比上看，甘味药物在数量和重量上均占据优势，从而突出了全方以泻肾为主的治疗特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辅行诀》中记载的小泻肾汤，虽同样用于治疗小便赤少和少腹满，但其组方与猪苓汤有所差异，体现了中医方剂的多样性与灵活性。10
肾气丸，这一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经典补肾方，不仅为后世地黄丸系列方奠定了基础，更蕴含着深奥的五味补泻配伍原理。其丸剂制作剂量配比为：干地黄g，山药g，山茱萸g，泽泻90g，茯苓90g，牡丹皮90g，桂枝30g和附子30g。当作为汤剂时，各成分用量则需酌情减量。
肾气丸的功效在于补肾助阳，专为肾阳不足者设计。其症状包括腰痛脚软、畏寒肢冷、小便不利等，而舌淡胖、脉弱则为常见体征。从君臣佐使的角度分析，方中附子与桂枝协同补阳化气，担任主药之责；干地黄与山茱萸、山药共同滋肾补肝脾，益精血，为辅药；泽泻、茯苓、丹皮则分别负责利湿泄浊、利水渗湿和活血化瘀，起到佐药的作用。全方既补而不腻，又温而不燥，恰到好处地补肾阳。
若从五味补泻原理来解读，肾气丸更是匠心独运。根据《辅行诀》所述，“肾病者，必腹大胫肿，身重嗜寝。虚则腰中痛，大腹小腹痛，尻阴股膝挛，胻足皆痛。”肾气丸正是针对这些症状而设，旨在补肾强身。其中，地黄与丹皮苦味补肾，茯苓甘味泻肾，泽泻咸味润肾，三者相辅相成。同时，“子能令母实”，补肾同时不忘补肝，附子与桂枝辛味补肝，山茱萸酸味泻肝，山药甘味缓肝，共同构成补肾强身的完美配伍。在探讨肾气丸的配伍原理时，我们不难发现其功效体现在多个方面。地黄与牡丹皮共同发挥滋阴清热的作用，而茯苓和泽泻则专注于利水祛湿。附子和桂枝的加入，使得全方能够温阳化气，进一步增强补肾效果。山茱萸与山药的配伍，旨在补气固精，确保补肾功效的持久性。通过这些药物的精心组合，肾气丸实现了水火同调、阴阳双补的目标，既体现了泻实的作用，又达到了补肾气的目的。
从配比上看，补肾的药材如地黄和丹皮在数量和重量上占据优势，同时泻肾的茯苓也保持适量。补肝的药材如附子和桂枝在数量上略多于泻肝的山茱萸，但重量上并未超过，从而确保了全方以补肾为主、补肝为辅的配伍思路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辅行诀》中记载的大补肾汤，其组方与肾气丸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虽然具体药味有所不同，但补肾为主、补肝为辅的组方原理以及补药、泻药、调药的配伍格式完全一致。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肾气丸在补肾领域的独特地位和价值。11
在深入探讨肾气丸的配伍原理时，我们不难发现其功效广泛且显著。地黄与牡丹皮协同作用，发挥出色的滋阴清热功效；而茯苓和泽泻则专注于利水祛湿，为机体排忧解难。附子和桂枝的加入，使得肾气丸更添温阳化气之力，进一步强化其补肾效果。山茱萸与山药的配伍，旨在补气固精，确保补肾功效的稳固与持久。通过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药物组合，肾气丸成功实现了水火平衡、阴阳调和的目标，既展现了其泻实之功，又达到了补肾之目的。讨论
通过前文对肾气丸配伍原理的深入剖析，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，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经方配伍与“汤液经法图”的紧密联系。相较于传统的君臣佐使理论，五味补泻配伍原理在解释诸如桂枝汤、理中丸和肾气丸等经典名方的组方结构和用药特点时，更能揭示其本质与功效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。实际上，陶弘景在《辅行诀》中就指出，《伤寒论》的经方体系源自《汤液经法》，而后世的时方配伍又承袭了这一体系。因此，重新发掘并深入研究代表《汤液经法》关键原理的“汤液经法图”，对于规范中药组方配伍、提升中医临床疗效以及开展中药处方合理性评价，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
在各脏腑补泻汤的配伍上，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经方展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。有些经方可能并不包含补味药，如泻心的栀子豉汤就不含补心药，泻肾的猪苓汤则不含补肾药；同样，某些经方也可能不设调味药，如泻心的三黄泻心汤不含调心药，泻肺的大承气汤不含调肺药，泻脾的干姜人参半夏丸不含燥脾药。然而，为了确保全方的补泻性能，经方往往采用多个补味药或泻味药相须相使的方式进行配伍，如猪苓汤中的茯苓、猪苓、滑石和阿胶都是甘味泻肾药，葛根汤中的麻黄、桂枝、生姜则是辛味补肝药。此外，药味合化也是经方配伍中的一大特色，例如麻杏石甘汤中的苦杏仁与甘草配伍，通过苦甘化咸来达到泻肺平喘的目的。因此，《伤寒杂病论》的经方配伍不仅继承了“汤液经法图”的应用方法和思路，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与创新，为后世的组方加减提供了宝贵的借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“汤液经法图”的时代，部分中药的五味属性与现今有所不同。例如，《辅行诀》中记载大黄为咸味药，厚朴亦为咸味药，然而版《中国药典》则将大黄的五味归为苦，厚朴的五味为苦、辛。同时，《辅行诀》中关于25味药精的描述，以大黄为例，其被归类为“味咸皆属火，大黄为木”，通常解释为“火中木”，蕴含着前位和后位两个五行属性。鉴于这种五行互含模式的深层含义尚待进一步研究，本文在探讨时，主要聚焦于明确药味与五行关系的前位属性，即“味咸皆属火”，以此作为大黄药味的分析基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