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，特别是现代急救医疗技术和维持生命医疗技术，使得很多重症患者的生命得以延长。
但是，不得不承认医疗是存在极限的，医疗也是会失败的，医生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
至今仍有许多疾病没有办法被治愈或控制，特别是对于某些生命末期的重症患者，疾病已不可逆转并且短期内病程进展至死亡已不可避免，此时继续实施客观上已无疗效的医疗措施就会面临“无效医疗”。
无效医疗是现代医疗科技的“副产品”，也是一个涉及患者、家属、医务人员、社会医疗资源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。
英国医学会就指出，无效的治疗无法产生预期的利益，不能达到其生理目的。从广义上讲，凡不能达到治疗目的的治疗措施均可被认为是无效医疗。
那么，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无效医疗都有哪些呢？
一、哪些治疗属于无效医疗，其原因是什么？最常见的无效医疗，常常发生于医生想要规避风险的情况下，比如某患者因“车祸后胸痛、呼吸困难”入院。诊断为“闭合性胸部外伤：双肺挫伤、多发性肋骨骨折；急性呼吸衰竭”。
入住ICU后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，突然出现呼吸困难加重，氧饱和度明显下降。
当时值班医生听诊右侧呼吸音明显减低、叩诊呈鼓音、气管左移，于右侧锁骨中线第二肋间试穿抽出大量气体，结合患者有肋骨骨折，诊断“右侧气胸”无疑。
但是医生仍然坚持为患者进行胸部X线检查，证实为右侧气胸，给予胸腔引流后病情好转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患者属于外伤导致的气胸无疑，再进行影像学检查已无必要，并且可能会对患者造成放射性损伤，但是，医生为了规避风险，留下确诊的影像学证据，给患者进行了胸片检查，应属于无效医疗行为。
第二类常见的无效医疗源于对高新技术的不恰当应用。
某患者因“渐进性胸闷、呼吸困难10年，加重2周”入院。经积极抗感染、机械通气等治疗后，患者缺氧症状无好转，给予体外膜肺氧合（ECMO)治疗1周无法撤机，家属签字主动放弃治疗。
在这个案例中的体外膜肺氧合治疗，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心肺支持治疗技术。
但是，作为一种临时性替代治疗手段，它应该只应用于一些心肺功能可恢复的可逆性疾病的治疗。
而且，它是一种有创伤性的治疗手段，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着潜在的风险，而且价格十分昂贵，对于一些不可逆疾病的终末期，或者年龄很大(75岁)的患者，都是ECMO治疗的相对禁忌患者。
这个例子中由于患者年龄较大，并且肺间质纤维化是一种无特效治疗方法的、渐进性、不可逆性疾病，目前认为唯一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肺移植术。
ECMO，可以作为间质性肺病患者接受肺移植术前的过渡性治疗，但是对于不能接受肺移植手术的患者而言，并不能改善患者的不良预后，同时患者又承担了巨额医疗费用，也应属于无效医疗的范畴。
还有一类常见的无效医疗，是患者家属出于情感上的原因导致的，医院的患者张某，59岁，因“车祸致意识丧失”入院。
入院时右侧瞳孔已散大，急救后被医生诊断为特重型颅脑外伤、脑疝。转入ICU后，患者很快出现双侧瞳孔散大、深度昏迷、自主呼吸消失、血压下降，临床上处于脑死亡状态。
但是，患者家属难以接受现实，仍然强烈要求医生尽最大努力积极治疗，用呼吸机维持呼吸、用大量药物维持血压，勉强维持三天后，患者心跳停止。
这位患者由于严重颅脑外伤导致脑功能衰竭，实际已处于脑死亡状态，但是目前在我国并未承认脑死亡的合法地位，仍然以心跳停止作为死亡的判定标准，实际此时已无救治希望。
但是，由于患者家属的强烈要求，医生也不得不采取积极的器官功能支持措施，这部分治疗对患者而言已无实际意义，无疑属于无效医疗。
当患者的疾病已处于终末期(如肿瘤晚期、严重脑功能衰竭等)、或经过加强治疗也无恢复的可能性(如植物状态)，此时对患者施以的加强治疗措施对改善患者的病情已无任何意义，属于无效医疗的范畴。
那么，通常哪些疾病会容易出现无效医疗的问题，需要我们大家谨慎对待治疗方式呢？
二、哪些疾病通常会出现无效医疗问题，需要谨慎对待？无效医疗行为在世界范围内较广泛存在，主要表现为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。
在一项面向感染性疾病专家和临床微生物专家的大规模调查显示，85%的受访者承认在应用抗生素的过程中，存在无效医疗行为，主要包括：延长抗生素疗程、不必要地应用广谱抗生素或联合使用抗生素等。
在中国，抗生素的滥用问题更为严重，中国的抗生素人均使用量是美国的5.5倍、英国的5.7倍、加拿大的7.7倍、欧洲的7.8倍。
很多人认为，抗生素就是消炎药，这是不对的。抗生素是杀灭细菌的，而消炎药是通过抑制机体的炎症反应而产生消炎的作用，并不具备杀菌功效。日常使用中经常会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弄混，从而导致抗生素滥用。
而且，抗生素对于病毒引起的感冒、发烧没有治疗效果，对于病毒感染导致的感冒，服用抗生素就属于滥用。
除此之外，抗生素的使用应当“有的放矢”，即应该从患者的感染部位、血液、痰液等取样，培养分离致病菌，并对其进行体外抗菌药物敏感试验，从而有针对性地选用抗菌药物。
仅仅根据发病部位和感染类型，猜测致病菌的类型而使用广谱抗生素或者多种抗生素联用，虽然能起到抗菌的效果，但是也会导致抗生素的滥用。
另外，关于心脏支架该不该放，也是大家常争论的一个涉及到无效医疗的问题。心脏支架主体由金属合金制成，具有疏通动脉血管的作用。
但是，心脏支架对于冠心病等具有较高心肌梗死风险的病人来说，只起到了治标不治本的效果。
因为堵塞动脉血管的是胆固醇和坏死细胞等形成的斑块，单纯撑开血管只能短时间内缓解血管腔狭窄的问题，时间一长，血管内壁仍有可能再次狭窄。
通常，心血管狭窄超过75%就应该安放支架。但是，这个标准并不是独立的唯一标准，其他很多因素都影响着是否应该安放支架的判断。
例如，如果心肌没有缺血的症状比如心绞痛等，患者也没有心梗发作史，动脉斑块稳定，即使血管狭窄90%也只需要服用相关药物即可，不需要安放心脏支架。
但是，如果血管供应血液的心肌范围较大，即使血管狭窄不超过70%，仍出现了心肌缺血的症状，那就意味着板块并不稳定，随时可能导致心梗发作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应该考虑安放支架。
由于心脏支架是异物，同时手术有一定的风险，安装支架后甚至可能导致血管内皮炎症而加重血管堵塞情况，因此，是否安装心脏支架应当与医生充分交流、沟通，非必要一般不要轻易安装心脏支架。
无效医疗的存在，导致了医疗费用不断攀升，医疗卫生资源严重浪费，同样也使得医患互信崩塌、医患关系恶化，给医务工作者也带来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伦理困境。
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了解这个问题的起源呢，又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？
三、“无效医疗”，该怎么看？由于医患双方是无效医疗现象产生的直接主体，因此，应当从医患双方出发，以求从源头上减少无效医疗现象及其纠纷的产生。
首先，应当加强医患双方的沟通与交流，赋予医疗人员对于患者的病情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义务，从而弥补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并保障患者的知情权。
其次，医患双方应进行及时有效沟通，还体现在患者具有多种治疗方案时，医方应当将患者可能采取的治疗方案尽可能详细地通知患者，尤其需要告知患者相应治疗方案产生的不利后果。
最后，在关于可能侵害患者重要人身权利的治疗行为或治疗阶段时，可以采取医疗同意书制度，在此可以适当延展医疗同意书的适用范围，即用以证明医疗人员在患者的诊疗过程中，对患者即将进行的医疗行为，已经在事前与患者进行协商，患者明知自己对于治疗行为的选择以及治疗行为的具体内容。
确保医患双方在治疗前充分地沟通，无论是对患者还是对医疗单位维护其权益均应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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